用德国法理论来说，第一个罚款属于基础行为，第二个罚款则属于执行行为，完全是相差甚远而不同的两个行为范畴。
主张可诉性的主要理由是：行政强制执行虽然不是《行政复议法》和《行政诉讼法》所明列受案范围内的行政强制措施或行政处罚，但它们应当属于该法兜底条款所规定的其他具体行政行为。现在的问题是，《行政强制法》设定的加处罚款是否只是对《行政处罚法》意义上加处罚款的简单重复，还是可以扩大至针对所有的行政处罚决定，甚至扩大至所有的行政决定？ 对此，专家和学者们存有不同看法： 一种观点认为，《行政强制法》规定的加处罚款不过是对《行政处罚法》规定的加处罚款的重复表达而已，它以行政相对人不履行罚款决定为前提，只适用行政处罚中的罚款义务。
[38]乔晓阳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解读》，中国法制出版社2011年版，第44页。没有行政强制执行权的行政机关应当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第二，作用的侧重点不同。6．本法所称‘履行之诉，是指在下述情形中，请求判令行政机关应当作出处分或裁决的诉讼：（1）行政机关应当作出一定的处分而不作出的（次项情形除外）。台湾地区现行强制执行法第15条规定：第三人就执行标的物有足以排除强制执行之权利者，得于强制执行程序终结前，向执行法院对债权人提起异议之诉。
该法第18条规定：（第三人异议之诉）公法上金钱给付义务之执行事件，第三人就执行标的物认有足以排除执行之权利时，得于执行程序终结前，依强制执行法第十五条规定向管辖法院提起民事诉讼。这时的执行，基础决定和执行决定的义务一并执行。这种办法，在战争期间调查不便的条件下，曾经避免了许多不完全符合实际的和不周到的批评，但是在现时的条件下继续采取这种办法却是害多利少的，不对的。
为此我们应当在宪法理论层面做好以下几项工作： （一）应当在反思以阶级划分随意剥夺公民享有基本权利资格的理论和实践的基础上真正落实人权原则。以人民民主专政为基础的人民权利观不仅仅是否认了基本权利的‘天赋性、否定权利的应有状态与实有状态分类，它更是通过人民和国家凝成一体，造就了一种乌托邦式的权利-权力结构。而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政治化的调控便开始逐渐地对报刊上的批评与自我批评产生挤压效应。[13]5在报纸之外，新华通讯社迅速成为全国唯一的一家通讯社，它统管全国各地方通讯社，受权代表中央人民政府发布国内重大新闻和外交性新闻，并负责对全国的报纸、广播电台供给稿件。
[7]从处理人民来信入手，检查一次官僚主义、命令主义和违法乱纪分子的情况，并向他们展开坚决的斗争。[17]5-61950年《决定》在一开始就强调：因为今天大陆上的战争已经结束，我们的党已经领导着全国的政权，我们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很容易危害广大人民的利益，而由于政权领导者的地位，领导者威信的提高，就容易产生骄傲情绪，在党内党外拒绝批评，压制批评。
而对官僚资产阶级在其财产被没收和地主阶级在其土地被分配以后，消极的是要严厉镇压他们中间的反动活动，积极的是更多地要强迫他们劳动，使他们改造成为新人。其次，人民权利观主导下的新闻自由及其管理体制与社会生产力的发展相脱节。因此，报道什么、怎样报道、如何传播等这些新闻事业的内容工作便顺理成章地成为国家政治调控的重要目标，而其调控的标准便是一定时期内国家主要的建设任务是什么。[23]1551953年3月中宣部作出《关于党报不得批评同级党委问题给广西省委宣传部的复示》，明确了党报与党委之间的关系：党报是党委会的机关报，党报编辑部无权以报纸与党委会对立。
这两方面，对人民内部的民主方面和对反动派的专政方面，互相结合起来，就是人民民主专政。但是，由于以人民权利观为主导的新闻自由理念及其管理制度并不能为公民享有新闻自由提供稳定的保护机制，这导致我们始终缺乏一个明晰而健康的公共讨论空间，社会上很多现实存在的利益诉求因此得不到理性地表达、交锋、讨论、争辩，民主政治得以运行和进步的有效民意基础也难以成形。这种影响仍反映在我国法律体系中，表现为有些法律公然亮明它保护政治上属于‘人民范畴的那部分国民，从而在逻辑上将其他国民以‘敌人的名义排斥在法律保护范围之外。但霸县人民法庭、河北省天津专署分院认为这篇报道是荒唐不真实的，是某些坏分子恶意攻击政府信誉的报道。
将来，如果有机会需要我们再回头看看那段短暂但却光辉的历史的时候，这些政治语言就可以成为承载着许多鲜活而诱人的宪法原意的规范载体，将人民权利观嫁接于公民权利观之上，把历史、现在和未来联系在一起，为我们可能遇到的重大社会问题提供珍贵的、可资利用的宪政本土资源。这主要得益于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法治建设的大潮中，新闻媒体获得了一定程度的自主权利，加之中共历届领导集体对舆论监督的重视和推动，批评性言论空间得到了很大的拓展。
建国初期由于积极开展报刊上的批评与自我批评，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和法治基本上还比较顺利，波折也不多。作为权力的新闻常常以权利的面目出场得以规避监督，从而孳生媒体腐败与舆论操纵。
在今后，报纸刊物的人员对于自己不能决定真伪的批评仍然可以而且应当征求有关部门的意见，但是只要报纸刊物确认这种批评在基本上是正确的，即令并未征求或并未征得被批评者的同意，仍然应当负责加以发表。《中国共产党党章》，1945年6月11日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其次，政治化调控使得批评报道的对象受到很大限制。[16]271但随着三反、五反运动的结束，报纸上的批评与自我批评便开始陷入困境。而从1956年报刊上的批评与自我批评走向低潮开始，整个社会中健康的批评性言论很快被大幅压缩，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也开始波折不断。与此同时，假如我们只报道了我们社会中好的和前进的一面，加以歌颂赞扬，是不是就完成了我们的任务呢？我们应该说，那已经做得不错，新中国极端需要这样的工作。
于友著：《刘尊棋》，人民日报出版社1996年版，第190页。这也就难怪周恩来对人民与国民的解释几乎照搬了毛泽东的原话：人民是什么？在中国，在现阶段，是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城市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
如被批评者拒绝表示态度，或对批评者加以打击，即应由党的纪律检查委员会予以处理。[3]这也是人民权利观最为人所诟病的地方。
[8]283 对于上个世纪50年代我国主流的基本权利理论，有学者认为其从根本上否认了基本权利的‘天赋性，只能在合法性范畴内解释基本权利，从性质上否定权利的应有状态与实有状态分类，把基本权利纳入整体阶级性的范畴之内，肯定国家政权对基本权利性质的决定性作用。尤其是在一些极端的历史时期，人民权利观甚至成为随意把公民划分为敌人，进而剥夺他们基本权利享有资格、肆意侵犯他们基本权利的正当性基础。
[34]相应的，不改善党对新闻工作的领导方式，不区分宏观的思想领导与具体的业务领导，使得各级党政部门能够利用事业单位的外壳事无巨细地包揽所有的新闻出版事业资源和具体工作，新闻传媒机构就无法获得完全的市场主体地位，无法享有自己决定制作什么信息产品、如何制作、如何传播、如何经营等等的权利，其发展和活力必将受到很大的限制。可以说正是由于两种基本权利观的分歧阻碍了我国新闻自由保障制度的进一步完善。上述情事触犯行政纪律的法律的部分，应由国家监察机关司法机关予以处理。今后《人民日报》发表的文章，除了少数中央负责同志的文章和少数的社论外，一般地可以不代表中央的意见，而且可以允许一些作者在《人民日报》上发表同我们共产党人的见解相反的文章。
无原则地‘报道真实必然流于对资产阶级‘客观主义的投降。[12]关于对当下互联网言论缺陷分析及其与制度性表达机制建设的关系，参见俞可平：《民主还是民粹——中国的民意政治》，《南国学术》2014年第1期。
处理意见书认为：天津专署分院和霸县人民法院的行为严重地妨害了人民群众与报纸的联系，损害了人民政府的威信。这样就使我们有条件来把与人民利益有关的一切真实新闻、真实问题、真实缺点、真实威胁、真实活动、与真实的进步和胜利，报道出来。
人民新闻事业的共同使命就在于把国家建设的计划和活动真实地报道出来，动员人民为争取更高的生活水平而作战。但是没过半年新三反突然把矛头转向了分散主义和主观主义，[25]报刊上的批评与自我批评又进入了一个长达两年多的低潮期。
[33]11-15而现实中，不加区分地将所有新闻都视作党的舆论宣传工具的喉舌论显然已经不符合信息社会与市场经济的要求。如今，这一体制已经实行了20余年，虽然市场化改革和互联网的兴起使得实践中产生了很多事实上的公民可以办报刊的途径，但是要在宪法和法律制度中真正实现和保障公民可以办报刊似乎离我们还很遥远。但是，也要看到，这后30年，批评性言论的多寡主要的还是取决于各级党委，尤其是各级党委领导的自律精神。而作为权利的新闻常常又囿于自我的权力身份而四处受限，进而造成监督不力及其自身的专业性缺失。
总的来看，《共同纲领》第49条当中新闻自由的含义与我们当下所理解的新闻自由有着巨大的差别，究其根本还是人民权利观起了主导作用。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研究所编：《中国共产党新闻工作文件汇编》（中卷），新华出版社1980年版，第250-251页。
在《共同纲领》颁布实施后，中央人民政府曾经设立了新闻总署主管全国的新闻机构。总的来看，这里所说的真实新闻与上述第2点内涵所说的正确方向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这与我们今天在名誉侵权中所讨论的新闻真实完全不同。
而由此产生的连锁反应是，在整个法律制度当中，《宪法》第35条言论自由条款的实施受到了很大的阻碍。因此，在当下如何弥合这种宪法分歧便成为落实和保障新闻自由的关键所在。
